叶观道：“想说什么都可以。”

　　案件虽然得到纠正，黎明的心却不能平静，他追求的并不只是正确办案，杜绝某个冤魂出现。尽管这些年的司法工作有很大进步，公检法的形象却没有在百姓心中高大正直起来，因为错案冤案并没有绝迹，而且有的领域和地方，情势并不容乐观。老百姓有一种这样的舆论，说如今打官司不是有理与无理的较量，而是势力金钱之间的格斗。那意思当然是说，有权有钱的终究要打败无权无钱的，至于有理无理并不重要。无论事实是否与舆论一样，黎明决心要做的事，是不能叫这种舆论成为现实。他正在把刚办的这起案子作为一个典型，让他的法官们对其进行剖析、质疑、研究、思索，挖掘出可能将案子办错的根源，摸索出杜绝可能发生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与措施。案件不算复杂，原来法官判断的依据是，局长有了婚外恋，他特别钟情热恋情人，对妻子已经没有一点感情，妻子常到机关“大闹天宫”，弄得他面子丢尽又坐卧不安，想离婚又顾虑重重且困难多多，实在无奈，就铤而走险雇凶杀妻。这种结论的最重要的根据是有杀人凶手作证，一口咬定是局长雇他行凶杀人。这起看似可以自圆其说拍板定案的故事，在黎明的眼中却疑点多多。经过一番深入调查，在公安检察机关相互配合重新对案件进行侦破之后，终于将真正的杀人凶手，该县主管公安、交通、城建等工作的副县长抓获。原来，被害女人是副县长多年的情妇，情妇早就期望成为副县长名正言顺的夫人，副县长在与她勾搭成奸时也曾许诺要与其妻离异，并与她组成新的家庭。可是好几年过去了，情妇依然是只听雷声不见雨水，在忍无可忍的情绪冲动下，女人向男人下了最后“通牒”，倘若还如此拖延下去，女人将找县委书记评理。女人的如此行动，大概只是想叫男人加快离婚步伐，谁知副县长却恼羞成怒，往昔旧情一概不认，雇了凶手将情妇杀掉。副县长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不仅收买了凶手行凶的双手，还收买了凶手的心。行凶之前就有言在先，如果杀人之后风平浪静，公安干警的侦查只是有惊无险，那就两相平安皆大欢喜，如果出现万一情况，杀人案件被公安机关侦破，杀人者被抓获，那就一口咬定是女人的丈夫指使他作案杀人。到了这种时刻，对持凶器直接杀人者，无论幕后指挥者是谁都不再关紧，因为不论是谁指挥他干这事，他都免不了一死。若照副县长部署去做，可加倍得到报酬，在原先十万元的酬金上翻上一番。凶手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，家中父亲看病，旧房翻盖重修都急需钞票，能一手拿到二十万元，何不铤而走险，即使为此丧了性命，也值！凶手算了算账，就凭自己在那地方、那境况，就是打拼二十年，也挣不来这么多钱。可是，副县长告诉他，如果不照部署的说法说，把县长咬了出来，那结果不仅是丧了性命，还得退回巨款……副县长深知凶手的心理，这类亡命徒，多是要钱不要命的家伙，只要给钱，他什么事都敢干，他们才不会把到手的钱再扔出去哩。就是这样，案发之后，凶手一口咬定是局长指使他杀人的。再说，在常人的眼中，这个局长确实具有杀妻的可能，他也养着情人，与妻子不和已是公开的秘密。果然，事态的发展是沿着副县长设计的轨道进行的，似乎没有人怀疑案件的判断结果，局长顺理成章地被判定为雇凶杀人的罪犯，也没有任何人怀疑案件与副县长有关。因为有关的证言、办案的程序都无懈可击。可是，案子到了黎明手中，他却一眼看出了个中的猫儿腻。在那个偏远的县城，从宏观上讲，局长斗不过副县长，这是案件之所以办错的基础。从具体证据看，副县长有指鹿为马、点石成金、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的“特异功能”。他手中有权，权又能生钱，这一切都能牵着办案人和执法人的鼻子，照着他既定的方针走，很可能把案子弄错弄冤。一起案件的审理结果，其中有多少真理的含量，或是有多少权势的含量，黎明是能辨认得了的。虽然，支撑审判工作的都是在册的法律条文，他对身边的卓有建树的法学博士硕士、资深法官们道出自己的想法，他没有就事论事去谈面前这起案件的是是非非，他知道若只是头疼治头，脚疼治脚地忙碌着去就案说案，那只能是治标。他并不是不去治标，他知道，若只是为实现治本的目标而放弃治标，是不现实的，也是没有尽到责任的。他期望同仁们去思索、探讨治本的方法，他要求同仁们，要把这个目的作为重要的科研课题去研究。